2岁的美国人查克·费尼(下文称费尼)被称为“慈善界的詹姆斯·邦德”。过去30年，他一直奔走在世界各地，执行着一项秘密使命——悄悄地把75亿美元身家全部捐赠出去。现在，他已经通过自己创办的大西洋慈善基金，将62亿美元捐到了世界各国的教育、科学、医疗、养老和人权等领域，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有生之年捐款最多的人。他的目标是把剩下的13亿在2016年前捐掉，“无牵无挂地去见上帝!”
退伍兵打造免税店帝国
1931年，费尼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，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员，母亲麦德琳是位护士。费尼的父母都乐于助人，至今他还记得，母亲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把一位残疾邻居顺路送到公共汽车站。
1948年，费尼加入美国空军，成为一名信号兵，先后在日本和韩国服役4年。退役后，他靠军队提供的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。由于奖学金每月只有110美元，远远不够开销，他就和一位同学做起了卖三明治的生意，收入还不错。1956年大学毕业后，费尼又来到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政治学。
毕业后，费尼没有立刻回国，而是打起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主意。当时舰队的军舰经常驻扎在滨海自由城，他就在那里办了一个夏令营，主要服务随军子女。不久，他又开始向舰队官兵推销起了免税商品，包括白兰地、香烟、收音机等。虽然干这一行竞争激烈，但费尼有自己的优势。他利用老兵这个身份与海军官兵混得挺熟，经常能混上军舰直接推销。他还会从当地妓女那里打听到舰队下一个目的地，提前做好准备。在此期间，他遇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罗伯特·米勒，两人开始合作，卖的东西也扩大到汽车、香水和珠宝等。1960年，两人成立了环球免税集团(DFS)。他们最早在檀香山和香港这两个美国军舰最常光顾的港口开店，到1964年时，店面已经铺到27个国家，雇员人数也超过了200人。
1964年东京奥运会，日本政府放开了对国民的旅游限制。日本人带着他们的积蓄蜂拥来到海外，抢购各种商品。费尼在日本当兵时已经掌握了日语和当地传统，他聘请漂亮的日本姑娘在免税店工作，货架上摆满了日本人喜欢带回去送礼的白兰地、香烟和皮包。他还给导游发工资，让他们带着游客直接来到免税店。
日本人的钱太好赚了，费尼于是请分析师来预测他们的下一个旅游热点会是哪里。当分析师称塞班岛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点时，费尼发现那里竟然没有机场。1976年，DFS投资500万美元把塞班岛的机场建了起来，这后来为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
DFS的发展十分迅猛。1967年，费尼年终分红只有1.2万美元，到1977年就飙升到了1200万美元。目前，DFS已经发展成世界最大的连锁免税店集团。1988年时，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，DFS一家店铺平均每平方英尺每年赢利2万美元，换算成现在的水平就是3.87万美元，而苹果专卖店这一数字也不过5000美元。
隐姓埋名做善事
《福布斯》那篇文章估计费尼的财产有13亿美元，在美国富豪中排名第三十一位。但它犯了两个错误：一是费尼的个人财产远远不止13亿美元，二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他了。早在1984年，费尼就将自己持有的38.75%的DFS股份转到了大西洋慈善基金名下。
1981年，费尼给母校康奈尔大学捐了70万美元,此后找他要钱的请求纷至沓来。为了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捐款，费尼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成立了大西洋慈善基金。与其他富豪高调行善不同，费尼竭力隐藏自己的善举。为了避开美国法律关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规定，费尼跑到了远离美国本土的百慕大群岛去注册，基金会也没有使用查克·费尼的名字，他甚至要求基金会的员工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。根据他的严格要求，接受捐赠的机构也不能为他放置一块铭牌。许多受益者不知道资金来源，即便知道了也必须签署保密协议——如果向外界透露，资助将会停止。费尼从来不以自己的名字为基金会捐献的图书馆或医院命名，总是把这个殊荣留给参加同一项目的其它大亨。康奈尔大学校长弗兰克·罗德曾经无奈地说：“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才能让董事会相信这些钱并非来路不正，不是黑手党的钱!”
费尼的捐款并不是不加考虑地大把撒出去，在管理慈善项目上他再次表现出商人的精明。接受捐助的慈善机构得拿出详细的商业计划书，如果哪个项目偏离了计划，他就停止捐赠。他选择项目也会计算投入产出比，例如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免费手术的“微笑行动”就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项目，在他看来，只需一个花费250美元的手术，就能显著改变患者的命运。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费尼预感到免税店的利润上升空间正在缩水，于是决定离开DFS。1997年，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·阿诺尔特用35亿美元将DFS收购。如此大宗的收购案必须披露相关信息，费尼不能再隐瞒下去，公众这才知道他的股份早就转到大西洋慈善基金名下了。费尼因此获得极大关注，并收获了两个“粉丝”——比尔·盖茨和沃伦·巴菲特。受到费尼的启发，他们也先后表示要“裸捐”。
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
“如果你过于执着一件事，它就会成为你的负担。”这是费尼对财富的态度。虽然身家数十亿，但他始终看淡金钱，过着俭朴的生活。他戴一块15美元的卡西欧手表，因为“它走得和劳力士一样准”;他没有轿车，平时都是乘公共汽车、地铁或出租车出行，“因为城市里停车太困难”;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、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旧金山都有房产，不过它们都在基金会名下;75岁之前，他乘飞机只坐经济舱，后来由于膝关节老化才改坐头等舱，“因为头等舱也不会让你先到”;他穿衣服也不讲究，曾自称是“衣衫褴褛的慈善家”。
费尼对5个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，放假时他们都要到宾馆、饭店和超市打工赚钱。费尼的女儿贝利十几岁时，有一段时间打了不少长途电话。费尼发现了长长的话费账单后，立刻切断了电话线，并在家中贴了一张本市地图，上面标出了附近的公用电话。对于费尼隐姓埋名地“散财”，子女们都很赞成。费尼的儿子莱斯利说：“这让我们与普通人无异。”
对于费尼的“小气”，大西洋慈善基金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·奥什利深有体会。两人去越南出差时，就住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里。但该大方的时候费尼也不含糊，他曾有一次让奥什利乘坐票价不菲的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回国，就为了让他赶上与家人一起过节。
目前，大西洋慈善基金正以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“散财”，而费尼个人的净资产只有200万美元左右。他的观点是，行善要趁早，“不要等你老了或百年之后再做善事，应该趁着有精力、有关系、有影响力的时候及早做，这样效果会更好”。
不久前有消息说，好莱坞影星乔治·克鲁尼正考虑把费尼的故事搬上银幕。于是，有记者问费尼，谁来扮演他比较合适，他竟没有选万人迷克鲁尼，而是钦点了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的喜剧明星丹尼·德·维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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